国歌和国旗不仅是国家的象征与代表，更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长城配资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。然而，回顾国歌和国旗的发展历程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其中有过不少波折，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，它们的地位曾一度受到动摇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切呢？
2011年和2017年，国家相继出台了《国旗法》和《国歌法》，将国旗与国歌的地位法律化，进一步强调了它们的法律保护。此前，国歌和国旗早已写入宪法，以此来保障其重要地位。但是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保护国旗与国歌的尊严都是我们需要时时警觉的责任，只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，才能在未来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国家相关部门便开始了对国旗和国歌的征集工作。当时，许多设计者和创作者纷纷为新中国的象征贡献自己的构思和创意。那么，最终为何选择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国旗与国歌呢？
展开剩余83%回到20世纪30年代，进步作家田汉开始涉足电影创作，并为其作品创作了歌曲。田汉曾应影业公司之邀，编写了一个名为《凤凰涅槃图》的剧本，后改名为《风云儿女》。剧本完成后，田汉不幸被捕，然而在被捕之前，他将自己创作的剧本交给了夏衍，并为剧作写好了主题曲，名为《万里长城》，这首歌的前奏便成了后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基础。
尽管田汉遭遇了不幸，夏衍依旧接下了他的工作，并将原剧本改编成电影，命名为《风云儿女》。而田汉的作品并没有因他被捕而失去生命，反而找到了命中的知音——聂耳。聂耳得知田汉被捕后，主动找到了夏衍，并为这首歌谱上了曲。这次合作，成为了田汉与聂耳的最后一次合作，也成为了聂耳生命中的绝唱。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发布后迅速风靡，在全国上下引发了强烈的共鸣。许多军校甚至将它定为军歌，而这首歌的影响力也远超国界。当二战即将胜利时，美国政府提出在联合国胜利日的庆典上演奏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，足见这首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
1949年6月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，田汉作为小组成员参与了国歌的拟定工作。此时，梁思成等人提议使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国歌，但部分同志对歌曲的歌词内容提出质疑。在大多数同志和总理的坚持下，毛主席最终决定保留原歌词。毛主席指出，虽然新中国即将解放，但歌词中表达的警觉之意仍然重要，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并未完全消失，解放仍需继续斗争。因此，他认为保留原歌词是符合当时时代精神的。
然而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国歌的命运也曾发生过波折。1966年，田汉被打压，成为“黑帮头子”，其创作的歌曲也遭到禁用。在这段特殊时期，《东方红》一度取代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国家主流歌曲，许多重要场合也仅播放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，而没有歌词。
与此同时，到了1978年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发生了变化。由于田汉的历史问题，导致原歌词不能再公开演唱。为了避免歌词空缺，相关部门决定重新征集歌词，提出了新的版本。虽然新版歌词的每个字句都经过精心推敲，但它依然没有获得广泛认可，甚至在民众中并未形成较强的共鸣。许多人对新版歌词的情感认同较低，认为其内容空洞无力，缺乏原歌词所具备的历史情感和激昂精神。
作家、前人大代表陈登科曾表达过对新版歌词的看法。他提到，作为曾在抗日战争中走过枪林弹雨的这一代人，他们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走上战场，歌词带给他们的是对祖国深沉的感情和战斗的决心。对于新版歌词，他们的情感无法认同，觉得那些修改后的词句缺乏力量，甚至带有空泛的政治意味。
直到1979年，田汉恢复名誉并举办追悼会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原歌词才得以重新传唱。1982年，在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正式恢复了国歌的地位，并重新写入了宪法。
回顾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波折的历程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。当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逐渐被《东方红》所替代时，正是因为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，再加上某些人士的政治斗争，对田汉进行了打压和陷害。田汉曾创作的京剧《谢瑶环》中的某些字眼被政治对手拿来大做文章，指责其“影射”，因此他被扣上了政治帽子，导致了这一段荒唐的历史。
同样的历史背景也出现在国旗的设计过程中。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的方案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评价。在设计方案中，曾联松选择了红色作为国旗的基调，象征着革命精神。大五角星象征着共产党与人民军队，而四颗小星则代表了工人阶级、农民阶级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四大阶级。然而，在特殊时期，有人提出要去除其中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象征，这一提议显然与毛主席的思想背道而驰，也违背了社会现实。
对于国歌和国旗的故事，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教训。无论是1978年对国歌歌词的修改，还是国旗设计中的争议，背后都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斗争。直到如今，国旗与国歌的地位愈加巩固，成为了国家尊严的象征，任何妄图篡改它们的人，都会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强烈反对。在这背后，是每一位中国人对国家、对民族深深的热爱与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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